学术交流

李弘祺、李裕民、张希清三教授莅临我校举行学术讲座

发布时间:2016-11-17 09:25:21| 发布者:本站编辑  | 浏览次数:

为促进我校人文学科发展,培养高水平的专门人才,国学研究院于本月18、19日邀请纽约市立大学李弘祺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和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莅临我校举行了三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在讲座期间,还成功举办了一次由国学研究院院长罗家祥教授主持、三位教授全体出席的学术沙龙。

18日上午举行的首场讲座题目是《善书、功过格与功善簿:略说中西比较》,主讲者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弘祺先生。李弘祺教授1974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系主任、台湾大学讲座教授兼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台湾交通大学讲座教授兼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台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讲座教授等重要教职和学术职务。是著名的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宋代历史思想以及西洋近代思想史。多年来李教授一直致力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在中国教育史、宋代思想史和西洋近代思想史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讲座的主题来源于李教授酝酿多年的一项研究课题,代表了教育史研究最前沿的发展方向。

善书、功过格和功善簿是为劝人戒恶行善而刊印的小册子,书中将人类的日常行为划分为善恶两种,分别开列格目,奉行者每日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之对照,并记录相应的得分。这类小册子曾广泛运用于明朝中后期的书院教育,用以规范生徒的行为,与此同时,18、19世纪的西方高等学府也出现了类似的功过格。李教授为学生们详细地解说了二者出现的时间,并大量运用图片资料对比其形式、图案、功能方面的各种异同点,其中特别提到一本名为《治身的经济》的善书。据信此书引进于中国,在欧美各国曾再版过一百五十多次,证明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存在一股东学西传的潜流,是近代思想史上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教授所做的第二场讲座于18日下午举行。张希清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辽西夏金史、中国科举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史。本次讲座主题围绕着“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若干问题”展开。五卷本《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的国家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张希清教授既是丛书主编,同时还负责撰写其中的“宋代卷”分册共计一百余万字,可谓是对两宋科举制度最系统、最完善的一次整理,此次讲座,张教授将本书的精华浓缩到两个半小时的讲演之中,在场师生均表示获益良多。

讲座开始之初,张教授首先对科举制度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考试方法是“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所谓公开考试即是不限制应试者的身份,“一般士人,有官人,工商有异行奇才者,宗室子弟”均可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则是以锁院、糊名、誊录等技术手段杜绝徇私舞弊,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好处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种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在讲座的最后,张教授指出近代以来科举制度遭到国人的厌弃,最终于1905年被废除,西方国家却对此评价甚高,认为这种竞争性的考试任职方式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1853年工业化的英国仿照科举考试建立了自己的文官制度,这一历史现象引起了参与讲座者的热切关注和热烈讨论。

19日上午,已经结束讲座的李弘祺、张希清二位教授和著名宋史专家李裕民先生一同出席了国学院举办的学术沙龙,主持人罗家祥教授代表国学研究院和历史学科对三位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赞扬三位先生学养深厚、待人谦和、诲人不倦,鼓励在座的诸位学子踊跃发言,积极请教,充分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向前辈专家学者学习。此次学术沙龙别开生面,形式活泼,到场的各位老师、同学均踊跃提问,畅所欲言,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围绕以下论题进行。

关于如何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李弘祺教授结合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表示掌握多种语言是做比较研究必不可少的技能,赴海外留学也是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还建议大家多了解自己所关注的领域近期的学术动态。李裕民先生既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有名的藏书家,关于如何治学与藏书,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藏书既要实用,也要懂得选择优良的版本,书籍的种类尽可以不拘一格,因为学问是相通的,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开阔人的视野。宋代科举制度在此次学术沙龙上再次引发热烈讨论,三位学者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希清教授对唐宋两朝科举制度的不同点做出了比较,指出宋初科举制度改革最大的成就是确立了公开、平等、择优的考试方法,这一变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李弘祺教授认为宋以后历代科举考试的形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考试的内容有所改变,并对教育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李裕民先生认为科举考试的目标是为了选拔人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一体制逐渐得到完善,促成这种变革的动力正是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

19日下午压轴举行的最后一场讲座题目是《唐宋国民素质比较研究》,主讲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宋史专家李裕民先生。李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著名宋史专家和文献学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与国学院特聘研究员、浙江省重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及学术委员。曾任山西大学历史所副所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山西省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兼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山西省高校古籍整理小组组长。

李先生重视史学研究的功能,认为它不仅仅是从故纸堆里考订某一历史现象的源流,更要关照当下,为未来提供借鉴,之所以要比较唐宋两朝的国民素质高低,是因为人才的优劣决定一个王朝发展的后劲,这对转型时期的中国仍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李先生认为宋朝的国民素质高于唐代,判断标准之一是比较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应举人数,有唐一代不过数百人,至宋代已壮大为数万人。以地处偏远的潮州为例,唐时统共只有一名贡士,北宋时已增加到八百人,南宋末年增加到一万人。其二是比较两朝的学校教育方式。唐代的官学只对贵族开放,平民子弟无法进入学,宋代则大量招收平民子弟,州县学的数量也少于宋代。随后李先生又将两朝蒙书的数量进行比较。唐代仅有九部启蒙读物,作者多为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氏,宋代的蒙书则多达六十六种,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自朱熹等大思想家之手,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妇女的启蒙书籍,内容和形式均比唐代多样。通过对比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启蒙教育的普及率,可以得出宋人文化水平和国民素质整体高于唐人的结论。

三位教授讲座结束后均留出了大量时间与现场听众交流,前来听取讲座的不仅有我校人文学院文史哲各相关专业、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老师和博硕士生,还吸引了大量理工科专业的博硕士和本科生,武大、华师和湖北大学等院校不少师生也慕名前来参与了讲座和讨论。经过两天的学习和研讨,聆听学界一流专家学者的开释与讲解,大家了解了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领略了前辈名流学者的品德风范,学术视野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在各方面均获益良多。

撰稿人:硕士生余茜、王珺、李瑶、刘思岑,博士生周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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